安瓦尔·谢克《资本主义》读书笔记
前言
这本书主要回答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1.如何解释1940年前后巨大的差异：在战前表现出价格持续的涨跌波动。而在战后时期，物价水平呈现出新的变动模式，即永无止歇的增长。以及解释用黄金价格修正的长波规律。——这个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从第二章开始讨论至最后一章。
2.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建立在一些既不现实也不必要的假设之下，例如边际效率递减，超理性假设。如何从真实竞争视角，或者从涌现特质来推导常见的经验法则，例如斜向下的需求曲线。
3.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它所宣称的充分就业和竞争力均等化？为什么国际贸易失衡不会自动消除？如果自由贸易会带来持续的贸易不平衡，收支平衡何以得以保持（美元双循环理论）？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的决定。
4.菲利普斯曲线的有效性为什么昙花一现？以及对菲利普斯初始问题的三种回答——三种新的菲利普斯曲线。
5.是什么决定了整体利润率的变化路径？为什么利润率会下降，下降又是怎么被逆转的。哪些是结构性的，哪些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信贷泡沫为何在巨大的世界变化下不受影响地周期性的上演？
这本书秉持了三个重要的思路：一、真实竞争，而非完全竞争。二、对利润率的追逐与套利动机。三、与经验证据的符合。
对问题一的理解
谢克从供求的视角切入，分为两部分，这里略过了前面所有的理论基础（例如工资份额上升如何导致利润率下降，最大增长率和生产矩阵等）：
一、以信用为动力的需求拉动。
二、以利润率为基础的供给抵抗。
1.法定货币，以及更进一步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国家从技术约束中解放出来，可以创造无限的信贷。
2.部分进行商品支出的新增国内信贷构成了新增购买力。（涉及新增信贷的效率，空转问题）
3.商品市场上的总超额需求一般来自直接进行商品支出的新增国外信贷，加上对外部门的经常项目余额
4.超额需求可以在一定界限内提高增长率，这个界限来自利润率可能产生的负反馈效应。新增的需求将在剩余率最低的行业造成瓶颈，并通过涨价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构成提高其增长潜力，从而改变瓶颈部门的实物剩余率。但是随着系统逐渐接近最大可能的利润率，更多的产出项目将达到瓶颈。而这个过程因为失去了商品货币的锚定，只能以普遍的通货膨胀作为其润滑。换句话说，当实际增长率接近理论最大值时，瓶颈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设当有效需求量再增加时，已无增加产量之作用，仅使成本单位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涨，此种情况，可称之为真正的通货膨胀。到这点为止，货币膨胀之效果，只是程度问题，在该点以前，我们找不出一点可以划一条清楚界线，宣称现在已到通货膨胀之境。因为在该点以前货币数量每增加一次……其作用一部分在提高单位成本，一部分在增加产量。” （Keynes 1964，ch.21，303）
现实的危机
世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理想国，因为国家不是阶层中立的，它无力累进加税以平衡收支，因此经济政策对政治的服从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滥用。新自由主义通过无风险利率的降低来提高净回报率，通过压低工资份额来弥补技术进步引起的利润率下降，通过巨大的信贷倾泻来强撑金融大厦极限的繁荣。对大企业的保护，压低失业率并提高经济增长的政治诉求驱使着Fed，BOJ等央行在近0利率下，放任了信贷的腐烂增长与危险金融衍生品的发展。
而在巨大的信贷压顶下，各国央行只能在这个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绝不能停止债券的购买，一旦量化宽松，就难以回头。
读书笔记
第二章 动荡中的趋势与被掩盖的结构
作者首先介绍了一些基于经验的资本主义重要特征：
2.1 动荡中的增长
- 名义价格计价下的指数增长
- 增长的动荡和周期性
- 战争开始与经济上行以及战争结束与经济下滑之间的关联
2.2 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 生产率的长期稳定增长
- 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在1889-1970年间的同步增长，以及1970年后实际工资的停滞
- 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复杂多变的趋势
图2.5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因里根政府对劳动力实施打击政策，加之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不断加剧，美国制造业工人遭受了引人注目、一直持续至今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
生产率的增长为实际工资的潜在增长、因而每个工人实际消费的潜在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会自动带来实际工资的增长。二者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某些社会机制和制度机制建立（这往往来之不易），而这些关联又总是存在被打破的可能。
这里谢克暗示了劳资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分配中起到的作用。
2.3 失业率
- 失业率的周期性，以及政府在抑制萧条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其影响
……失业率的峰值相较前两次大萧条低得多，其平均水平也仅仅达到了此前两次大萧条的2/3。这提醒我们，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可能会在改善失业方面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问题在于，这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或者会带来怎样意料之外的结果。
我将论证，抑制萧条的一个结果是延长了萧条的持续时间：抑制萧条也可能抑制经济复苏，日本在20世纪后30多年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严重的萧条比长期的经济停滞好。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和资本家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决定这种代价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分摊时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政府对失业率采取的抑制措施会导致经济复苏的延迟，但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把剧烈的经济萧条的代价变为长期的经济停滞的代价，而这阻止了暴烈的社会动荡。
2.4 价格、通货膨胀和黄金价格长波
- “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现代现象
在1780—1940年这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价格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长期摇摆，但没有一个总的趋势。正是这种波形特征奠定了“长期波动”的概念（见第5章）。但是，在1940年之后，价格不停上涨。显然，我们必须对价格走势的这一根本性改变做出解释（见第15章）。1940年前后两种模式间的比较还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在1940年之前，我们不但有价格的长期波动，还有与价格下跌阶段相伴的大萧条。但是，在1940年之后，价格的长期波动似乎已经完全消失，而20世纪70—80年代的大滞胀与价格下跌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 用黄金表示的价格指数的有效周期
所以，大萧条和长期价格波动之间的联系似乎在1940年左右的某个时间点被不可逆转地斩断了。真的是这样吗？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件商品的价格就是其市场价值在另一种东西上的表现，而这另一种东西便是社会公认的“货币”。但货币不是一个单一的物品，它具有一系列同时存在但处于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依赖于特定银行健康状况的信用货币；依赖于特定国家政府健康状况的国家通货；以及像黄金这样可广泛交换的商品，其官方或非官方地位有赖于全球商品流通的健康状况。
这些不同的货币形式产生于商品生产本身，并被国家采用和调整。货币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的竞争通过彼此之间的兑换比率表达出来。当发生银行挤兑时，信用货币相对于纸币和贵金属贬值。在最糟糕的情形中，银行账户不过是一些无法兑现的承诺，并且一部分信用货币会凭空蒸发。类似地，当人们开始严重怀疑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健康时，其通货会对其他国家的通货贬值，同时也相对于黄金这一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目前是非正式的）最终货币贬值。如果在这一特定通货和其他通货之间有“固定”的兑换比率，使这一比率保持稳定的压力就会不断加大，直到人们不得不放弃这些固定比率。
谢克暗示了产生两种不同价格波动模式的原因：信用货币和黄金的不同表现形式。1940年前，价格波动是以黄金为锚的，而1940年后，价格波动是以信用货币为锚的。所以后面的通胀可以解释为信用货币的贬值。
从图2.10上，谢克继续指出黄金价格指数与所谓的康波经济周期的联系。
因此，以共同的国际金本位而非各自的国家通货为标准来考察英国和美国的物价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为此，只需要把每个国家的物价除以用该国通货所表示的黄金价格。图2.10呈现了用这一方法得到的英美两国的批发价格指数。由此产生的“黄金价格长波”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事情。不仅之前的长波动都清晰可见，且其周期性与康德拉季耶夫一开始所提出的长波的周期性相近，而且现在在战后时期也出现了两个清晰的长波。第一个长波在1970年达到峰值，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进入强势下行阶段。这一时期恰恰是人们认为的一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期（van Duijin 1983，chs.1-2; Shaikh 1987a）。第二个长波在2000年达到峰值，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到来得十分准时（见第16~17章）。
评论：刻舟求剑地按这个趋势预测，下一次全球危机将发生在2030年左右。
2.5 一般利润率
- 美国利润率从1947—1982年下降超过了45%，并在此后保持平稳。
这就立刻引出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整体利润率的变化路径？为什么利润率会下降，下降又是怎么被逆转的？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地指向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区分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利润变化的结构性趋势，另一种是之前提到的周期性的、由一系列事件共同导致的经济波动对利润率变化的影响（见图2.4A~图2.4C）。对一般利润率的分析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宏观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切入点。
2.6 动荡的套利
- 新增资本存在不同部门间利润率的均等化，而非现存旧资本。
2.7 相对价格
- 任何一件商品的价格均可以表示为两个不同要素的乘积。第一个要素是与生产该商品相关的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第二个要素是与生产该商品的行业相关的垂直整合的利润-工资比。
2.8 世界范围内的收敛和离散趋势
- 资本主义带来了愈发加剧的不平等。
2.9 概括与结论
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以强有力的长期模式为特征的。实际产出、投资和生产率的变化路径证明，经济增长以及不断提升的社会效益是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
这一体系的增长总是贯穿在反复出现的波动中，通过反复出现的波动表现出来，并且总是被周期性的“大萧条”打断。
持续性的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的另一大典型特征，它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生产率。
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抗拒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实际工资取决于劳资力量之间的角力。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它们却只能在竞争和积累划定的界限之内运行。
几个世纪以来，价格一直呈现长期摇摆，而没有长期趋势。然而，在战后的整个资本世界里，这一模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物价开始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开始表现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在以黄金为锚的价格指数中，价格的长期波动模式仍然存在。
美国的一般利润率在1947—1982年急剧下降，之后只是部分反弹。
只有增量利润率与新的资本（即投资）有关系。因此，只有增量利润率才会因（新）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而实现均等化。平均利润率在大部分情况下各不相同，但增量利润率一次又一次地“交叉”。
行业间相对价格结构中的大部分被预计由相对直接和间接（垂直整合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决定。
对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相对实际人均GDP的考察，揭示出在这样一个深陷资本主义网络的世界中，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
第三章 微观基础和宏观模式
从第二章的结论中，谢克提出两个问题：
一、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其文化、制度和政策从长期来看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一代又一代的无数个体持续进行的交互作用如何可能产生稳定的循环模式呢？
二、对于我们实际发现的那种动荡模式，均衡、调整过程和动力学的哪些理论概念是适用的？
实际上归结到一个经典的科学现象，宏观的现象，往往只基于系统的涌现特质，类似于物理里的Ising模型。
我们自然可以研究它的稳态，动力学过程，关键的宏观量和普适性分类。
谢克写道：
第一个问题将我们引向微观过程和宏观模式的关系问题。微观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体行为人会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将产生个体性结果与社会性结果。… … 我们可以看到，反对超理性行为与代表性行为人的历史性、经验性和分析性证据都是无可反驳的。而且，对主要的经验性研究结果的解释是可以从大量的个体决策方式中得出的。这是因为塑形结构（诸如预算约束和社会影响）在产生总体模式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传统的理论构想既站不住脚，也非必要。
这里指出，传统经济学中对理性选择的假设：一、是站不住脚的，二、是非必要的（对宏观模式没有决定性影响）。
一旦认识到极为不同的微观基础可以产生相同的市场层面或整体经济的模式，我们就可以将微观经济学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命题：（1）可以从大量微观基础推导出来的基于经验的命题，包括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必需品收入弹性的差异、收入驱动的消费函数等；（2）基于个体行为特定特征的命题，这里所假定的基础是理性选择（后一命题包括那些关于市场过程有效率、和谐和一般最优的常见定理）。这样划分的优点在于为分析个体经济行为可能具有的特征拓展了空间，同时又保留了在经济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微观经济模式。
这里谢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划分：宏观经济学中有两类命题，一类是基于经验的，可以从多种微观基础推导出来的命题，另一类是基于特定微观基础（理性选择）的命题。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对宏观模式有决定性影响，而后者则不然。
换言之，这里谢克决定用涌现理论来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学。